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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陶瓷研究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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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7-1-21 20:1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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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我为西安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写了一篇题为《对古陶瓷研究的反思》的论文，对我国古陶瓷研究现状和发展示标志，从五个方面表述了自己的粗浅的看法。这五个方面是：一、从纵向向横向发展；二、比直接观察向科学实验发展；三、从器物向深层次发展；四、从成品向生产序列发展；五、从内销市场向外销市场发展。现在我想就这五个标志，结合近六、七年来的读书心得，对我国古陶瓷研究方面再谈点意见，求教于国内外的师友和同行。
研究陶瓷的目的是恢复它的历史原貌，发掘其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传统——再现陶瓷历史。
为什么要研究古陶瓷似乎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从我接触到的谈论看，虽然还没有人说他的留意古陶瓷只是为了个人的玩好；只是为了满足一已的收藏；或者只是为了保证一个博物馆的藏品质量；但也很少有人能把研究古陶瓷的目的说到家的。特别是在研究工作的序列中，往往是没有把每个环节都和研究的目的性紧紧相扣，而是将豆和豆其分开，把一件件器物看作孤立的作品，流连于它的造型、釉色与花纹，侈谈它的美、它的好、它有价值、它很有趣等等，根据各自的审美经验而作出的静观评价。
如果是对来到博物馆的普通观众作这样的解释，我看是可以勉强通过的。这是因为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如此多姿多彩的造型釉色和花纹都是人类创造历史的证据，它的背后有着更为强大且具有生命力的在历史上起着推动作用的科学发现以及更加有光有色的人的心智的创造活动。而且还应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陶瓷工业，无一不是从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发展来（或者有些还是来自国外的历史发现）。就是在一件件新崭崭的陶瓷坯体里也是沉积有或多或少的前人的东西。还正如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他的《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一文中说的:“对于历史学家，科学发现很少可以归之于某一个人，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的单一事件”，因此，我们要真正了解或促进和发展当今的陶瓷工业，使我国人民都能享用到美好的生活用具；使陶瓷原料所具有特点进入新的领域为现代化的建设所利用；使我国陶瓷产品能够跻身世界市场.并夺回“瓷之祖国”的光荣称号，就“必须在事物过去中找到它的根源”。必须正确了解陶瓷的历史。“对历史的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当前行为有困惑”。所以，我再借用马克·布洛赫一句名说:“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双眼就会光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们是陶瓷考古学家，“因此我们热爱生活”，更热爱现代陶瓷。
可是，我毕竟还是分工研究古代陶瓷的，而且是在博物馆工作的。我们研究的范围，对象和课题也都是属于早已消逝的过去，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必须十分明确研究古陶瓷的目的绝不能就遗址而论遗址，就出土的盆盆罐罐而说盆盆罐罐；就其造型、釉色和装饰等外观现象而大讲其外观现象。例如，对于五十年代出现在紫砂陶艺领域中的“收租院”群象，和石湾窑作品中的“赤脚医生”，“乡村女教师”，如果离开它们产生的时代思潮，那将是一堆堆僵尸，失去了往昔的光彩形象；又如那件龙泉青瓷文姬抚琴塑像，如果只着眼于它的“开光”特色的评论，而不去结合由于郭沫若先生的为曹操翻案而引出的曹操文集的出版，“蔡文姬”话戏的演出，“文姬归汉”图册的面世，等热闹一时的思潮来理论，那就会失去陶瓷艺匠的创作冀图及其作品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再如清代康、雍、乾三代瓷器，在造型、釉色和花纹装饰方面真可谓“美哉轮焉、美哉灸焉”，在中国陶瓷史上处于继宋以后的又一个高峰。如果结合康、雍、乾皇室的重视“窑务”；经费由公帑正项内支出；聘请文人画家参与设计绘图；派人去均州寻访钧窑；借鉴宫庭工艺，特别是在西洋人参加的造辩处的工艺技术以及先后派往景德镇监造官员郎延极、臧应选和唐英三人莅任以后“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宴食者息三年”，既悉“陶之业”又知“陶之人”的务实精神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剖析，其结论必然是十倍于部分因素所取得的审美效果。换句话说，对于康、雍、乾三朝瓷器如果失去有机的整体性，也就是失去了每一件作品的美，这正如诗人泰戈尔散文诗中写的“采着花瓣时，得不到花的美丽。”
由是导致的结论是，研究陶瓷的目的是在恢复它的历史原貌，唐就是唐，宋就是宋。它是一个从视觉形象切入又化出的让人们有幸目观古陶瓷文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得到比美的享受更为重要的精神的上升。
所谓历史原貌，有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作坊；二是作品；三是环境。作坊是指古代窑场遗址而言。在开始学瓷的时候，我只是在废窑址去捡瓷片，后来学着挖一两条探沟，看看堆积与地层变化。这样得到的关于某一些窑址的知识，虽然比起传世的见闻科学一些，信实一些，或者在碎瓷片中还会有重要发现，但它是很不全面的。近年来，我国陶瓷考古学家正式科学发掘了几处古代陶瓷窑址，收获是可喜的.从刊出的材料看，唐代黄堡窑三彩陶器作坊是由并排的七孔窑洞组成:第一孔窑洞，是工匠休息、吃饭的所在；第二孔窑洞，是晾坯施釉的地方；第三孔窑洞是拉坯成型所坊；第四孔窑洞是合摸成型作坊；第五至第七窑洞是专门制作灯模和执壶的场地。分工是十分清楚的。根据不同的用场，每个窑洞内的设施也不尽相同，例如第七窑洞，洞内近门西南角有一个灶，灶的东北角安装转盘，附近地面上放着一堆执壶泥坯，坯后用一道耐火砖墙，把窑洞分成前后两部分。窑洞外面西侧放着一堆匣钵。作坊西北角离开第七孔窑洞约十三米处，有一座马蹄形陶窑。窑由窑门、燃烧室、窑室、烟囱四个部分组成，燃烧室呈扇形，用耐火砖砌成，烟囱位于窑室后部，中间有一道耐火砖墙相隔，燃烧窑内堆满柴灰，并有大量的三彩陶片和三角支垫，附近，还有三彩陶窑两座。这样的发现和在遗址检到的成千上万瓷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完整的唐代制陶兰图。图上记载着严密的生产组织与分工以及人的创造活动与经验。虽然在地下埋藏了漫长的岁月，但还是那样栩栩如生，闪烁着光斑。因此，我认为在陶瓷考古方面，当前需要充实或修正我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最要表达的是人类智慧发展的过程，要集中力量主攻的是将已经发现的许多古窑遗址进行大面积的、真诚的科学发掘。按照已经发现和当代陶瓷工场的结构看，凡是有陶瓷废品堆积的地方，在其附近一定会有作坊和窑炉沉睡在地下。如果不是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一定是有迹可寻，必有收获的。
至于作品是一个很重要问题，要说的也很多，这里就不说了。现在我就对作为历史原貌的第三内涵——环境，说一点自己看法。
环境是指一个古陶瓷遗址的自然因素与该窑业发展的关系而言，其中主要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正如黄盛璋先生说的:“历史时期的遗迹不仅是地理复原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有一部分对象和考古学研究交错”，“这就是我把考古学作为地理学研究手段的原因所在”。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把考古学作为陶瓷遗址地理环境研究的手段，并为一个窑址“定位”。这里最突出的便是陶瓷窑址所在地区的陶瓷生产与水陆交通的间题。例如隋代青瓷产地与谊水、铜官窑与石诸湖、曲阳定窑与沙河、建窑与东溪、观名窑与漳沙、越窑与曹娥江和上林湖、耀州窑与漆水，等等，这方面不只是关系着瓷器输出，而且还有原料和燃料的采集和运输的问题。在已经发刊的调查报告中，虽有记载临近河流与瓷器成品输出的关系，还有引用文献材料的；但对原料和燃料与生产的关系，则显得研究不够。现在，我推荐《景德镇陶瓷史稿》中的一段文章，供大家参读与思考:“景德镇处昌江中游，上溯至祁门二百七十华里，下流至都阳一百八十华里。在镇有昌江支流三:(一)东河；(二)南河；(三)西河。东河发源于浮梁东乡之东源山，全长一百二十华里，春夏可行木船，秋冬可通木筏。东河经溪里(一作窑里)、界首、鹅湖、王港、高砂等瓷器原、燃料产地，由浮梁旧城经入昌江。南河发源于婺源西南山中，全长九十华里，常年可通木船、木筏，经浮梁南乡之程村，东流湘湖、湖田，为瓷器原、燃料产地，由景德镇市南郊之南山下流入昌江。西河发源于安徽至德县，全长约一百华里，经浮梁北乡之礼门、港口、大洲、三龙等。瓷器原料供应和瓷器出口，主要是依赖东河、南河及昌江下游（经都阳湖出长江）到了明代，祁门瓷土的开采和燃料采伐发展到浮梁北乡昌江上游也就繁忙起来”。这正如从“定位”的角度所看到的那样，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这个历史名镇的全部面貌。否则的话，古陶瓷研究就会成为只注重产品和产品的美而不重视生产本身和人的劳动的光彩，就会成为只看见一株株青葱参天的树木而看不到茫茫的林海。当然，在探讨这类问题时，一定要看到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显然是双向的:地理环境作用于人，人也反作用于地理环境。它们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走出不同的道路的。
此外，我还认为，研究陶瓷必须从其时代、地域、民族、宗教和生活习尚诸方面去全面考察—分析陶瓷历史，研究陶瓷的证据，不只是陶瓷本身，证据来自不同的类型和途径，关键在人的勤奋博学与合作精神—理解陶瓷历史；研究陶瓷的方法，一定要从今天着手。只有通过现在才能正确地重构早已逝去的历史。并对古代工艺技术作出真正的科学评价—接近陶瓷的真正历史。因为篇幅有限，容后再对这三点作些阐释吧。
宋伯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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