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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春谈磁州窑的历史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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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7-1-21 20:1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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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代磁州窑的情况
中国素以陶瓷蜚声世界，中国的英文译名（CHINA）便是瓷器的意思．在八千年陶瓷历史长河中，陶瓷大师们“点石成金”，创造了许多科学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人间瑰宝。这些陶瓷产品既是中国历代社会的重要工业品，又是当时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同喜爱的日用品和观赏品。它不但在物质方面起到改善人类特定时代生活条件的作用，而且以其徇丽多姿的造型，精湛的纹饰和缤纷的色彩唤起人们精神世界的无限美好， 中国陶瓷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永恒的社会效果，对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 已成为人类共享的宝贵财富。
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从长期的采集、渔猪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生活，并在社会实践中懂得了用粘土制作陶器。从此以后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那样：“野蛮时代的最低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制陶术的发明又促使人类的定居生活逐渐巩固下来。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位于磁州地区的峰峰先民们，早在7500年前便开始了烧制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曾出土过大量的夹砂褐陶和红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将其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继“磁山文化”之后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文化遗迹更是大量的存在；殷商时代在彭城镇富田村、豆腐沟村、义井等地曾发现有先商时期的硬质灰陶器；战国时代，“赵国邯郸制陶，其品冠绝当时……相传有白釉胎之窑器，特以虎枕为当时之名作”；秦汉时期，出现了由封建贵族直接管理的陶业作坊和私人经营的制陶作坊。峰峰的釉陶生产已达到成熟阶段。
两晋南北朝时期，彭城、临水地处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京师邺城西郊的名胜之地。陶冶技术也趋于成熟，已经烧制出了青瓷和化妆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飞跃。在过去的考古调查中曾发现临水窑窑址，出土百余件青瓷碗，这些器物有一半以上开始在口部施用白化妆土，上罩以青黄色透明釉，化妆部分显现出黄白色，这是磁州窑釉陶向化妆白瓷过渡的初级阶段。1975年又在临水发现了一处唐代古窑址及化妆白瓷器残片。说明此时磁州窑化妆白瓷的烧制已经步入成熟时期，窑器也由支烧改为笼(匣钵)钵装烧。
到了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在长期的陶与瓷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风格与特征（即白化妆技法），多用统一的造型、独特的装饰技艺构成了磁州窑产品的风格体貌，体现出地方特点、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宋代的磁州窑汲取题材广泛，形成多样，寓意丰富。并将陶瓷技艺和美术揉融在一起，将陶瓷器物提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在磁州窑的诸多品种中，尤以白地黑花(铁锈花)、刻划花、窑变黑釉最为著名。它的装饰技法突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名（官）窑(汝、官、钧、哥、定)的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开启了陶瓷装饰的先河。
金代磁州窑的装饰风格趋于简化。到了元代，彭城地区的磁州窑又掀起了一个制瓷高潮，除继承宋金时期传统品种外，又扩大了生产规模，大型器物的生产也增多。1973年，在彭城大路沟曾出土有“大元国至元三年……”的石制碾槽，并出土了很多元代典型的鱼藻盆残片。其型制、装饰风格与北京元大都出土的鱼藻盆极为相似。近年来，在彭城的旧城改造中更是大批量、大规模地发现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元代瓷器、瓷片。2000年6月21日《中国文物报》头版以醒目标题刊发了《彭城为元代磁州窑制瓷中心》一文，从而为彭城磁州窑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
明代彭城磁州窑仍保持着相当大的产量，并在彭城设置了官窑，在磁州南关设立了存放官家酒坛的仓库一——“官坛厂”，以备顺滏阳河舟运入京。《大明会典》记载：“明代在彭城镇设官窑四十等座，岁造磁坛堆集官坛厂，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明弘治十一年进贡皇家瓶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个”。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彭城窑业陶瓷生产出现了民窑、官窑俱盛的景象。 明朝彰德府推官张应登在《游滏水鼓山记》碑中记载了当时彭城的瓷业情况：“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锻冶……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 。1992年在市四院门诊楼工地出土的明代万历年间的《龙潭李公墓志》中记载了墓主人一生“攻陶冶，朝夕经营”，“三十年置陶冶五十余处，庄房八百余间”，都反映出明朝彭城瓷业的生产规模。
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窑又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窑场增多，窑型改大， 品种增多，产量增大， 日用瓷覆盖民间市场。《磁州志》记载，“彭城滏源里居民善陶缸之属，舟车络绎，售于他郡”。民间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清未由于“洋瓷”的大批调入，致使磁州窑生产下降， 品种锐减，传统的艺术风格渐趋没落，彭城镇仅剩缸磁窑130等座，瓷业工人千余名。
民国时期，彭城的瓷业一度恢复了短暂的繁荣。到1923年瓷窑增到235座，缸窑35座，从业工人达5千余人。《大中华直隶地理志》中记载，“西乡彭城窑业，矿业利源丰富为本县菁华”。《增修磁县志》也记载，“磁器产于县境之彭城，由宋及今相沿已久，窑场麋集，瓷店森列，所占面积纵横二十余方里，四郊矿井相望，废物堆积如山。市内则烟云蔽空，河尘飞扬扑面。而运送原料、瓷器、煤炭以及客商装货人畜、车辆此往彼来，犹有肩款相摩，街填巷溢之概，诚吾磁州惟一之工业重地也”。 当时曾有“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之赞誉。
民未，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彭城瓷业日趋衰落萧条。1933年天津《大公报》报道了当时的情况，“现瓷窑之开工者寥寥几十家， 以故窑户有产无销，其他茭草、制坯、画彩行业亦难维持现状”。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入侵占据峰峰，彭城瓷业又遭摧残，窑场停产，大批瓷业工人失业。解放前夕勉强开工的只有碗窑47座，缸窑 9座，彭城瓷业奄奄一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扶植下，邯郸陶瓷业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得到了蓬勃发展。现在已发展成为既能生产各类中餐具、茶具、咖啡具、酒具，又能生产工业陶瓷、建筑陶瓷、艺术陶瓷、园林陶瓷、旅游陶瓷，同时还集原料加工生产、经营、装璜、储运、生产、开发、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的陶瓷产区和出口创汇的重要基地。
2、磁州窑的艺术、文化价值
磁州窑之所以能够成为宋代北方民间瓷器的典范，决非偶然。其根本原因主要在于它有着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磁州窑聪明的匠师们，能够面向生活。无论在造型或装饰上都着眼于实用、美观和经济。产品多是日常生活必须的盘、碗、罐、瓶、盆、盒之类的用具，上面用十分简练的笔调画出人们生活中喜闻乐见的画面，而且使用绘、划、剔、刻等不同手法。线条流利、自由奔放，表现出民间艺术所共有的豪放朴实的风格。尤其是大量的题字画装饰，不仅明确地标明了器物的用途或表达了当时人民的内心活动，而且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民间文学，书法艺术，绘画艺术也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磁州窑的历代产品都成为国内外珍惜的作品，在历史上对磁州窑的产品就有很高的评价， 明朝曹昭《格古要论》一书记载： “磁州窑出于河南漳德府，瓷器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绿花素者价高于定器”。
磁州窑的装饰品种的数量，在中国六大陶瓷系列中名列前茅， 而白地黑绘装饰艺术，则是磁州窑最具代表性的独特的装饰艺术。宋代，随着经济的大发展，文化艺术包括书画艺术均得到发展，“市井文化”也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众多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民间艺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市场。加之宋代几个皇帝对书画等艺术门类的推崇，更使社会文化氛围浓厚。磁州窑的匠师们吸收了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水墨画和书法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并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磁州窑开启了我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为宋及以后青花与五彩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并对日本、朝鲜等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磁州窑专家蓑丰博士评价磁州窑说：“磁州窑装饰艺术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特点，它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磁州窑的釉下黑彩，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磁州窑作为民间窑，它的生产不受官府的约束，也不因王朝的灭亡更替而停烧，只为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多种多样的需要而延烧着，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装饰品种，为中国陶瓷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篇章。
3、磁州窑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及传播
磁州窑对于当时国内外的影响颇为广泛，仅以华北一带而论，河南的修武当阳峪、汤阴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登村曲河村窑，山西介休的洪山镇窑、榆次孟家井窑， 山东淄博磁村窑及内蒙赤峰的缸瓦窑屯窑、辽宁沈阳的江官屯窑等都受到磁州窑的影响，被学术界统称为磁州窑系。这些窑场的共同特征主要是在白化妆土上施透明釉绘黑花；磁州窑系的影响还达到安徽萧县白土镇窑、山东德州窑、陕西耀州窑等。明清时期的山东博山窑、河北井陉窑、唐山窑、河南板山窑及李封窑等也受到磁州窑的影响。著名陶瓷学家冯先铭认为：“……很可能是北方陶工为了逃避金军入侵，南迁到吉州窑，以磁州窑的技法，生产出瓷器。后来到南宋末，吉州窑许多陶工迁移到景德镇，这时白釉黑花技法传到景德镇”。可见，著名瓷都景德的制瓷技术也是受磁州窑的影响。
磁州窑的影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影响到国外。早在元大德年间，泰国国王到元大都觐见元朝皇帝时， 曾提出招聘磁州窑陶工同往传授技艺；在日本的桃山时代(约中国元代)也曾在志野和唐律出现过白釉黑花制品。在九州福冈修地铁时出土的约十万片中国陶瓷片，其中有不少的磁州窑瓷片。此外，在日本的广岛福山市草户千轩遗址、大津南滋贺町、福井市一乘谷朝仓氏遗址均出土过磁州窑化妆白瓷及瓷片；朝鲜的“绘高丽”陶瓷制品也是直接模仿了磁州窑的白釉黑花。此外，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马来西亚、印度、伊朗、伊拉克、埃及等地均出土过古磁州窑的瓷片。现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中几手都收藏有磁州窑瓷器。
磁州窑对中国和世界陶瓷发展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迄今为止，出版和发表磁州窑的研究专著论文数百篇(本)。在世界范围内对磁州窑的研究也蔚为大观，1958年，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撰写了《宋磁州窑》一书并出版了《磁州窑》专著。1981年，日本学者蓑丰出版了《磁州窑陶瓷》一书，并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磁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近年来在国内也先后出版了《观台窑遗址》、《磁州窑瓷枕》、《磁州窑装饰图案》、《中国磁州窑》等著作。并涌现出一大批象叶麟祥、魏之瑜、马忠理等专门从事磁州窑研究的专家。同时，在国内外还有一些专事磁州窑研究的民间或其他组织，常年进行着磁州窑的研究和交流。
江泽民总书记曾经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磁州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仅留给我们的是丰富的文化遗产，更主要的是可以激发我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并以古为镜，为更好地发展和振兴区域经济竭尽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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