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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陶瓷雕塑艺术风格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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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07-1-21 19:4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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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陶瓷雕塑，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
西汉前期陶塑，继承了秦代那种模拟现实，注重细节刻划的质朴的写实风格。咸阳出土的三千兵马俑，无论是从单个步、骑的面容、形体、服饰的制作，还是从步、骑行伍战阵的组合来看，都是对有功将领逝世，以军阵送葬的模拟。西安任家坡出土的侍女佣，不仅人体各部位的比例匀称，体态端重，而且其衣着的形制，及其色彩都如实模制。如：女侍立俑身穿三重衣，右衽。外衣为赭色长襦，内衣深红，中衣浅红，曲领露出衣外，领口、衣袖用白色宽料缘镶边，脚穿方口履。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汉代妇女的装束。
西汉中后期，陶塑艺术出现了新的风貌。塑造人物注重总的精神，整体感强，取大势，去繁缛，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来表现。济南无影山出土的由22个陶塑组成的乐舞杂技宴饮俑群，是由舞俑，杂技俑和宴饮贵族俑组成的。对于场景中的各种不同身份，职业人的面部表情、身形、衣着，作品只是大轮廊地泛泛勾勒，作者着力表现的是他们各自特有的剪影式的基本特征的捕捉与造型：舞蹈者翩翩起舞的最佳舞姿；杂技演员表演拿大顶和折腰柔术中最惊险最精采的一霎那；伴奏演员的紧锣密鼓地演奏瑟、钟、鼓等的神情。因此在稚拙简朴中，透露出一种豪放美格调。特别是在场景布局中，作者把作表演杂技和舞蹈的艺人，推出突出的中心位置，而使宴饮的贵族和其它观赏者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从而使表演者的艺术形象，成为陶塑人物的中心。这样，又使作品自身大大加深了它的内在蕴含。
东汉陶塑的艺术，较前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首先，东汉陶塑继承和发展了西汉前期的写实风格。人物俑除了历代常见的文官俑、武士俑和歌舞杂技俑外，引人注目地创作了不少劳动人民的形象。其中有提壶、持瓶、扫地、献食的勤杂俑和庖厨俑、有持锸、执箕、握铲、扛犁的农夫俑。农业生产设施如水田、水库、鱼池、灌溉渠、仑廪、磨房、风车、陂池、及其农业生产场面，如犁田、耕耘、施肥、收割、打场、舂臼等，都有非常生动具体的反映。如广东佛山出土的水田附船陶塑，田面被田埂分成六块，每一块内有一农夫俑在劳动，有的戴着斗笠扶犁犁田，有的手持秧苗弯身在插秧，有的在扬铲施肥，有的在执镰收割，有的在田埂上磨镰，有的在打谷脱粒，田里的秧苗，肥堆，禾堆等，也都一一塑出，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农业劳动的场景。四川绵阳出土的水田模型，则再现了封建雇佣劳动的画幅：长袍拱袖、圆脸的地主，立在田里，另外四个短衣赤足的雇佣农夫，或叉手恭立，听候指挥，或肩负手提，紧张地劳动着。汉代长安民谣所吟唱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的那种对女性美的的审美标准及其衣饰之风，在陶塑内也有相应的反映。成都天回山出土的女舞俑的造型是：头梳高髻，面部略成方型，广眉薄唇。广州出土的女舞俑也是高髻三丫，插笄七枚，广袖长裙。汉代动物陶塑种类之全，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中也是罕见的。各地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马、牛、羊、犬、猪、鸭、鹅等常见家养动物俑，而且虎、狮、豹、龟、松鼠、蛙、螺、熊、猴、龙、獐、狐狸等等，也都成为汉代陶塑的常见题材。汉代陶塑模制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施的式样之全，构造之细，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住宅的模型式样有：杆栏式、曲尺式、三合式和楼阁式陶塑楼城堡等。湖南长沙出土的汉代曲尺式住宅，由住房、厕所和家圈栏组成。郑州南关出土的汉代四合院陶屋，由门房、仓房、阙、正房、厨房、厕所、猪圈等组成。院内有灶、洗、甑、釜和一犬伏卧，厕所房顶有鸡和鸡雏，猪圈内有猪。汉代陶塑除了殷富人家住宅模型外，而且还有王侯宅第模型。"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山东宁津县出土的四阿重檐鸟形脊四层陶塑楼阁模型，每层都饰有斗拱及廊沿，同时各层都有长形小窗3至5个。这种式样，应为王侯宅第。甘肃武威也出土了王侯宅第：正方形院墙的四角有望楼，院中心有一栋五层楼的楼房，每层四面出檐，气势磅礴，门楼和望楼用槽式天桥相连。
汉代制作的这些陶塑建筑模型，无论是梁架结构、门窗形式、斗拱的使用，还是各种悬山式、歇山式、硬山式、四阿式、攒尖式、五脊重檐厩殿式，屋顶的构造和细部做法，都忠实纪录了当时建筑物的风貌。生活用具井、灶、灯、奁、博山炉、温炉、灸炉和交通工具牛车、马车和船舶等陶塑，无一不是如实模制。如广州出土陶船模型：船内分前、中、后三舱，前舱较矮，中舱最宽，后舱特高，均有竹篷，尾部有望楼，后舱还有厕所设备。船前有锚，船尾有舵，两船设撑篙的走道，每舷立浆架三根。船中有俑，或匍伏于地，或倚栏远眺，或抱物举手，或站立舱内，或跪在篷顶。正因为汉代陶塑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所以它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它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生活及其阶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模型。
东汉陶塑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是，继承和发展了西汉的那种寓巧于拙的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人物塑造，不求形体的逼真和细节的雕琢，而是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神韵，通过大轮廓剪影式的雕画来表现。故宫所藏汉代女侍俑，作者既没有对其面部表情作细致的雕画，又没有对其衣饰作更多的加工，艺术家的雕刀所着力的，只是俑的面部轮廓的造型和袖手恭立身姿的陪衬。寥寥几刀就把一位温柔、聪颖，而又带着郁郁寡欢，愁思不展神态的侍女，生动地展现出来了。天津出土的汉代农夫俑，也是抓住大轮廓来雕画："头戴平帻，着斜领肥袖长衣，双手紧握锸柄，凝视而立"。这幅塑像造型虽然古拙简略，但是，他那"双手紧握锸柄，凝视而立"的神态，会激起我们连绵的遐思。因为透过这极为简炼含蓄的雕像，我们似乎看到了汉代农夫耕作的辛勤疲乏，听到了蕴藏在他们心中的，对当时社会现实不公平的默默怨诉。汉代出土的歌舞俑颇多，汉代陶塑家对这类俑的塑造，同样不拘泥于细节的雕琢，而是专注于最佳舞姿的扑捉及其大轮廓地表现。如洛阳出土的舞俑，突出的是她那身向前倾，右手前举与颌并齐，左手佛袖向后弯举，衣袖飘绕，前垂后翅，右腿后蹬踏板，左足前伸成弓步的舞姿。四川忠县出土的女舞俑，也是着力于雕画她那广袖长裙，右手握巾平举左手叉腰的舞姿。其他部位和衣饰都交待得非常简略，或者干脆省掉。汉代人物的陶塑，就是这样通过大轮廓勾画的古拙简朴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在神韵和非凡的才华。
汉代的动物陶塑，也体现了这种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的艺术风格。四川彭山出土的汉代陶塑独角兽，为了突出它的犷野特性，不仅把它的四腿塑得十分粗壮，把周身塑出起伏不平的棱线，从造型上给人以力的感受，而且塑出它尾部用劲，头部低下作俯冲而前的凶猛姿态，有如奔怒的斗牛，令人感到锐不可挡的锋芒。成都出土的汉代陶马，艺术家为了实现它那神骏不凡的气势，把它塑成颈粗、瘦腹、挺胸、竖耳、腿足细长矫劲，昂首嘶鸣，四蹄似乎欲离地奔驰的形态。这些动物陶塑，虽然由于细节加工简略，而显得古拙简朴，但是由于夸张性突现了它们各自独特的禀性，而显示出一种豪壮浑厚的格调。
在动势中表现物象的内在神韵，是东汉陶塑的第三个艺术特征。汉代陶塑家为了塑造人物的独特个性，很少静止而精细地雕琢人体的细节，而是倾力于动势的追求及其艺术性地表现。四川郫县出土的"说唱俑"，陶塑家为了展示他的说唱才华，把它塑成两肩上耸，带环的左臂捧鼓，右手握鼓柱，欲击头向左略偏，双目微闭，口朝右歪，舌亦吐卷于嘴角之上，腰向前屈，臀向后翘，裤腰下垂至腹臀之下，加以双腿左后右前，跷双足作步履蹒跚之状。正是由于这种夸张性的动态的造型，就把一位说书艺人踏着节律的步调，抑扬缓急地演唱有趣段落的神态展示出来了。成都出土的"说唱俑"也是通过夸张性的动态造型来表现说书艺人的才华：上身袒露，丰腹平凸，左臂环抱一鼓，握鼓柱的右臂直指前方，右足曲蜷于园榻，左足前伸。从解剖学观点，此俑的四肢同躯干和头部的比例并不准确，但是，从艺术的观点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夸张性的手舞足蹈的大动作，和张口眯目、笑容可掬的神态，就把这位说书艺人演唱紧张而精彩段落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了，而且，由于这个夸张性动态的设置，使我们似乎看到了塑像以外的场面：有那么多入迷的听众，正全神贯注地凝视、倾听说唱艺人的绘声绘色的形象表演，而不断地爆发出一阵阵欢乐的哄笑声。
汉代陶塑家在塑造动物时，也喜爱摄取它们可爱的动态。辉县出土的三种类型的陶狗陶塑家都一无例外地抓住它们的动势来雕划。有的昂首正立，尾部翘曲，两耳伏后，以突出它那张口吠鸣气势迫人神奇；有的广肩细腰竖耳长喙，筋肉紧张，四足右前左后，尾部斜伸，以凸现它那摇尾前行的神气；有的竖耳翘尾，闭口不鸣，伫立静听，若有所待，以抒写它注目寻物的神情。成都天回山出土的陶狗，警觉地监视周围动静的神态，又用另一种动势来表现：前肢直支在地，后肢蜷曲而坐，昂首，张口，竖耳，双目炯炯，巡视四方。汉代陶塑家为了表现狐狸的狡猾，把它塑成：探头、低首、拱背、缩足、两耳前竖，作窥伺状。为了摹画母羊眷恋小羊，陶塑家设计了这样一种造型：母羊舔舐小羊，另一只小羊正在吃奶。
汉代陶塑由于被赋于飞扬流动的造型，结果不仅开拓了作品内在的容量和画外的蕴义，而且使作品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力量和蓬勃旺盛的生机。
值得指出的是，东汉后期的陶瓷雕塑，呈现出一种转向精巧的倾向。首先表现在结构复杂的陶塑制品的出现和增多。如天津武清出土的汉代陶灯，由座、盘、柱、盏和龙首饰物组成。座身分上、中、下三层，每层均有堆塑人物环绕。从陶座上残留的塑物来看，上层有盘膝安然而坐的官吏，官吏两侧有门卒、侍从和骑士。中层有身佩武器，勒缰扬鞭疾驰的骑士多人；有鞍鞯齐备，昂首翘尾的高躯骏马，有恭候主人的马夫；下层有肩扛粮袋，一手扶杵杆，一脚踏舂臼的农夫，有伸劲回首作咬痒状的猛虎，有头戴圆形高顶帽、赤身徒手与虎搏斗的勇士。
东汉陶塑向精巧方向转化的倾向，还表现在情节雕画的丰满细腻。陕西淳化出土的陶熊，双目正视，两耳高耸，右掌掩鼻，作蹲坐状，左臂搂一幼熊于胸前，幼熊站立，后足踩大熊足，前爪按在大熊膝盖上，仰视大熊。这样不仅把兽类的母子之爱表现得非常细腻 ，而且还把母熊的警觉、思虑和爱子之情，都一一显示出来，从而使作品的情节显得非常饱满。
东汉后期，随着瓷器的发明与发展，瓷雕艺术也相应得到发展。东汉瓷雕艺术最鲜明的特征，与同时代陶塑一样，向精巧方向发展。如江苏金坛出土的两个青瓷人物楼阁堆塑罐，堆塑了大量的楼台、人物、舞乐、百戏、飞鸟、走兽等一百五十多个塑制品，而且处理得层次分明，热闹非凡。浙江绍兴出土的青瓷谷仓，器身也堆贴着许多人物、飞鸟、楼阁等，每间仓屋门口及瓶上都有犬守卫，还有刻画的鱼、龙，器肩上的人像，则各执不同乐器，仓的一侧还有碑文。这样精巧的结构，有力地显示了汉代瓷塑所获得的艺术成就。
东汉瓷雕艺术的"精巧"，还表现在造型的奇特。浙江上虞出土的黑瓷俑形灯，俑为方脸、大嘴、圆眼、凸肚，双腿盘膝而坐，头顶圆盘形灯盏，额上书："大吉祥"三字，左胸上塑熊，右胸上塑狗，这两只动物都作贪馋吞吃食物的姿态，俑的手边各塑有小熊一只，俑的臀部还拖着尾巴。这种奇特的造型，不仅引起人们愉悦的微笑，而且由于它的构思浪漫，还会引起人们的连绵的遐想。
造型生动，是东汉瓷塑造"精巧"的另一种表现。鄞县出土的黑瓷蒜头瓶，颈部分别堆塑飞鸟、龙头和昂首倒立的艺人，从高空往下爬的绝，肩部用浮雕技法，雕刻一幅牵龙伏虎的场景，显得玲珑透剔。
但是，无论是陶塑，还是瓷雕，它们所显示出来的"精巧"，乃是从整体布局的繁丽所透露出来的一种"美"的特性，若从每个具体塑制物来考察，它们依然是粗线条、粗轮廓的简单勾勒，和不事细致修饰的夸张动势的象征性雕画，所以在汉代陶塑"精巧"的外衣下，依然闪烁着那种简炼质朴、豪放不羁的雄浑气势。
汉代陶瓷雕塑的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是有它自身产生的土壤的。
汉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北镇匈奴，南平两粤的封建割据，西有新疆全土、东至海暨朝鲜，统一了中国东部、融合了国内各民族，造成了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外交上，张骞四次出使西域，不仅勾通了中西文化交流，而且使葱岭以西，大夏、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国，皆为其势力范围，即使条支、大秦等国，亦知汉之强大，而通款曲。
汉武帝开疆拓土，外事四夷的同时，内兴功利，在经济上施行币制改革，和"均输平凖"政策，在人事政策上，奉行延揽人才的方针，公孙弘以布衣儒家，取得相位，而被封侯。著名理论家董仲舒、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著名农学家赵过，著名天文学家唐都、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著名音乐作曲家李延年等，一一在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内大展宏图。
艺术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镜子。汉代陶塑的浑厚豪放的艺术格调，正是这种与空前统一而稳定的大国政治局面与经济高涨相适应的，它是气魄宏伟波澜壮阔的汉代文化高潮的一种具体形象的反映。
东汉后期，由于汉灵帝刘宏的提倡，和后来的曹操等建安八子的身体力行，东汉文学开始向精巧方向转化，由此也影响到陶瓷雕塑艺术的风貌。但是，由于这个历史阶段与整个汉代相比，毕竟为时短暂，且又处在汉代晚期阶段。因此，这个阶段的"精巧"之风，只能在汉代留下一些烙印，而不能左右汉代整个陶塑艺术的风采，同时这种精巧依然没有脱尽汉代那种雄浑豪放的格调。
汉代陶瓷雕塑艺术风格的形成，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汉初刘邦执政，鉴于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从汉惠帝刘盈到汉景帝刘启，一直笃信道家的"清静无为"的哲学，并把它作为治国的思想路线。刘邦的"与民休息"和汉惠帝以后的"道法自然"的黄老哲学，折射到艺术上，就形成了以"写实"为其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潮。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儒家学说就成为汉代的思想统治武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言"怪力乱神"，反对杜撰虚假作弊，而且汉代统治阶级，从儒家学说出发，注重历史经验和客观事实的记载与借鉴，由朝庭钦命的"史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史官的"著述"，成为国家"正史"的基础。这种对史官文化张扬，加上汉代统治阶级把儒家学说所倡导的成人伦、助教化、惩恶扬善，规定为广大艺术领域的功利职责，这样，就使汉代包括陶瓷雕塑艺术在内的各部类艺术的发展，在现实主义土壤里扎下了根基。
东汉初年，汉明帝刘庄，派遣蔡愔、王遣等十二人，赴天竺求经，携回佛经四十二章，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亦同来洛阳，于是汉明帝在洛阳创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随着佛教的输入及其统治阶段的提倡，佛教学说就对包括陶瓷雕塑艺术在内的许多文化艺术部类，产生了相应的影响，陶瓷雕塑制品开始出现了佛教题材，如金华地区出土的瓷谷仓、模印盘坐于莲花座上的佛像六尊。
汉武帝一度追求长生不老之术，派遣方士入海求仙，因此陶塑制品内也就出现了相应的题材。如：济源出土的陶灯灯座周围上，塑有展翼的羽人。洛阳也出土了塑有跨龙仙人的陶灯。
但是，无论是佛教题材，还是羽化成仙场面，与汉代对现实世界写实的题材相比，为数甚微，它根本没有成为一股与现实主义创作并行相悖的潮流，充其量只是汉代陶塑创作的现实主义洪流中偶尔挟带的一朵浪花。这是因为。无论是外来的佛教文化，还是国内滋长起来的方术迷信，都没有成为汉代统治思想的主流。在古代中国孔子的儒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它比宗教的力量更大，而且具有抗拒宗教之活力。汉代自汉武帝后，始终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是统治阶段的思想"。这就是汉代陶塑立足于现实主义基石之上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代陶瓷雕塑艺术风格的形式，还与当时风行的美学思潮有关。汉代思想家认为："求美则不得美，不求美则美矣"，人应该"横八级，致崇高"，到广阔的外部世界中去，寻求美，占有美。这种美学思潮，不仅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占有和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热切渴望，坚毅的信心和强大的力量，而且使得包括陶瓷雕塑在内的整个汉代艺术，注目于广阔的现实世界。因而从历史至现实的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为汉代艺术家所注意、所表现。在艺术表现上，汉代美学家蔑视"雕纤之文"。推崇一种博大、崇高之美，用汉代思想家刘安之的话讲就是："画者，谨毛而失貌"。认为只有抓住对象的本质特征，作粗轮廓的勾划，才能体现和传达对象的内在精神，表现作者对客观生活的审美评价。这就是包括陶瓷雕塑在内的汉代艺术，处处呈现出一种质朴雄浑气势的根本原因之一。
汉代陶塑艺术的繁荣，是有其深厚的艺术基础的。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陶塑艺术就已开始萌芽。在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遗址，不仅有生动的浮雕壁虎陶塑像，而且还有立体陶塑鸟头。在马象窑文化中，甘肃所发现的几个彩陶器盖上所塑造的富于装饰性人像，尤出突出。有的须眉毕具，神情活现，说明原始社会先民，已能正确地刻划出人类自己的形象。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文化陶制小鸟，虽然只有3厘米，但高额大眼、胸挺、尾翘、两个眼珠用泥丸做成，形态非常可爱。奴隶社会的陶塑艺术又有显著进步。郑州铭功路商代遗址出土的陶龟，昂首曳尾，四脚作爬行状，栩栩如生，特别是安阳殷墓出土的两个带着桎梏的男女陶俑，反映了当时奴隶们的苦难，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郑州二里岗战国墓出土的两件彩绘陶鸭制作精巧，鸭身作椭圆形。伸颈、张嘴、作鸣叫状，足、尾、翼皆有活榫，可以拆开，绘有红、黄、黑、白等彩，造型生动，色泽美观。秦始皇陵园焦家村附近出土的秦代男女坐俑，著交襟长衣，梳圆形髻，盘膝而坐，双手置膝上，造型及衣纹，刻划均为很是写实。西安出土的秦代兵马俑，对人体的每一根头发，都丝分缕析地雕琢，对战衣的每一个甲片、甲钉、都认真准确地模造，对每一根束带，每一根带钩，都具体、入微地塑制，甚至塑制出来的人体与战马尺寸，都与真人真马相近。这一切，对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在艺术技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汉代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又是建立在陶瓷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汉代陶瓷制作，无论是在器质、品种、产量、装饰技法等方面，都超越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就器质而言，有灰陶、硬陶、铅釉陶、原始瓷、青瓷、黑瓷等。就品种而言，仅湖南资兴东汉墓，就出土了五十九种不同的器皿。每一类器皿，又有多种不同的式样，如长沙出土的汉代缸形器，就有十种不同的器型。就装饰手法而言，有印纹、划纹、堆纹、暗纹、彩绘、浮雕、镂空等等。就生产规模而言，仅汉代长安附近，就有官办瓦窑数千处，其中有的窑址，在解放后已被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就生产数量而言，洛阳烧沟汉墓，就出土陶器4713件。特别是东汉中后期，瓷器的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一切，就为汉代陶瓷雕塑工艺的发展和繁荣，准备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另外，汉代厚葬的社会风尚，也是促成汉代陶塑工艺繁荣的重要因素。据《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崩后，霍光专事，举财物鸟、兽、鱼、牛、马、虎、豹等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由于执政者的提倡，厚葬之风广为泛滥。东汉还设置了负责明器制造的官方机构。"东园匠令丞"，同时规定了社会各阶层葬仪所用陶质明器的规格。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抨击了这种现象。如王符《潜文论·浮侈篇》"今京师贵戚，郡县豪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木需 梓楩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潜"。汉代的厚葬之风，虽然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浪费，但是，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汉代陶塑工艺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六十年代发掘洛阳汉代遗址时，也从侧面证实了这点，考古家著文报导这件事时写道：洛阳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陶器、陶塑、器型的一致，纹饰的相同，都说明洛阳地区当时制作明器的陶器手工业聚集之甚和规模之大。
汉代陶瓷雕塑既是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发展的结晶，同时又是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大气磅礴的汉代文化的产物。汉代陶瓷雕塑由于扎根于现实主义土壤之上，注重反映社会生活，同时在艺术风格上，又追求那种简朴、雄浑而又充满活力的艺术格调，使得它不仅在中国陶瓷工艺发展长河中，而且同时在中国艺术发展的洪流中，闪烁着不朽的光辉。它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它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瓷雕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熊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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